新冠疫情是一场大考。第一阶段的“成绩单”凸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和中国人民的力量，却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设存在的很多问题和短板。

　　新冠疫情是一场大考。第一阶段的“成绩单”凸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和中国人民的力量，却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设存在的很多问题和短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在5月23日上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联组会（体育和医卫）上发言称：长期以来，公共卫生类职业薪酬待遇偏低、发展前景狭窄，再加上传染病医院往往地理位置偏远，人才流失严重，处境极为尴尬。

　　他对此指出，面对新冠疫情这类威胁，我国需要建立引人、育人和留人的良好机制，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公共卫生队伍。

被边缘化的公共卫生教育

　　今年2月，教育部宣布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专业因“服务国家战略、社会民生急需”而成为主要扩招的专业。

　　然而，“同样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总体比不上临床医生。”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章晓联对媒体表示，“一些医学院校甚至根本没有设置公共卫生学科，或者虽然有这个学科，却是一个弱势学科。”

　　在我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归属于医学类。据统计，201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但是能培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的院校仅有97所。在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仅有24所（17.5％）设有公共卫生学院，其他都是设立在医学院校中的二级学院。

　　在临床医学大一统的模式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经常被医学院校边缘化，常无缘于学科建设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平台建设、人才支持计划等，长此以往导致公共卫生专业规模小、人才培养数量少、专业学科结构不合理、师资队伍力量薄弱等，又进一步严重限制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要打造一支强大精干的公共卫生“专职队伍”，就必须从教育资源、专业学科建设等源头抓起。

　　章晓联建议，必须加强高校的相关专业建设，比如传染病救治、重症监护救治，实验室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还要培养学生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重类创伤的救治能力。

公卫人才流失严重

　　曾光曾指出，整体的公共卫生体制凝聚力不够，很多骨干人才都在离开这个队伍，选择更适合于他们的地方。

　　特别是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比如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到机关系统工作的人不到2%，而公共卫生系统最需要这些高智商、知识面比较广的人，需要他们不断学习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知识，还需要他们有社会医学知识、法学知识。有满腔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有和决策者的话打交道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动员群众的能力。曾光表示，这样的人才现在不可多得了。

　　近20年来，全国疾控中心人员数最多的是2004年，为21.00万（约1.62/万人口），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6.01万，之后基本上是逐年下降。

　　2018年全国疾控中心人员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数分别降到18.78万（约1.35/万人口）和14.05万，相比2004年分别降低了10.5％和12.2％，即使与2002年相比也要分别低9.2％和11.5％

　　公卫人才流失及高尖人才短缺的弊端，在此次疫情中暴露无遗。

　　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刊发的《疫情后时代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疫情出现阶段，缺少临床鉴别能力强、依法报告意识强和即时防控措施强的专家队伍；在疫情发展阶段，缺少上得去、用得上、能调查、懂规律的现场流行病学专业技术骨干；在疫情上升阶段，缺少防控策略与措施“一锤定音”的疾控大家，也缺少有效指导社会各界采取有效防控救治措施的大量防疫专家、临床专家和医学科技专家。

代表委员建言多措并举留住人才

　　钟南山院士曾在广州市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表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是一时一时，投入肯定比产出要多，并直言“疾控中心地位太低，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实际上，公卫人才的大量流失，受到职业发展前景、薪酬待遇、职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为破解公卫“用人荒”难题，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分别从改革现有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模式等方面各抒己见。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认为，公卫人才培养的关键，是“给予足够的尊重”，“让不同的职业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与职业地位，否则再培养也要流失”。

　　章晓联建言：“公卫工作人员的职称论定，应当依据他们对国家传染病防控及应急工作做出的实际贡献，而不要仅仅看他们发表的论文。”

　　朱同玉建议打造高端学术平台，让事业“引人”。具体来说，建议出台相应政策加强公共卫生机构的科研支撑，将其打造成科学中心、创新中心，吸引高水平人才，发挥公共卫生安全堡垒的作用。

　　除了平台，涵盖临床各专业人才的多学科人才队伍，同样十分重要。

　　朱同玉对此建议，应该建立应急“预备役”，用机制化的人才蓄水池“育人”。朱同玉说，这支队伍的人员编制在公共卫生部门，接受传染病诊疗技术及医院感染防控技术培训，给基础待遇保障，另外多半时间在综合医院工作，提高临床综合救治能力，享受综合医院绩效工资待遇。

　　如果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支队伍则迅速集结投入战斗。在激励机制上，给予“预备役”人员在评先、待遇、职称晋升方面的政策倾斜。

　　此外，还需提高薪酬水平，用有竞争力的待遇“留人”。

　　疾控机构作为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在待遇上不仅远远低于公立医院，甚至比不上基层医疗机构，加之近年来，疾控人员的待遇较大幅度降低，严重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和队伍的稳定性。

　　朱同玉对此建议，适当加大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人员的薪酬保障力度，逐步缩小与同级医院临床医生的之间的薪酬差距；建立公共卫生人才与公立综合性医院薪酬水平联动机制，让待遇留人。

　　来源：新华社、光明网、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医学论坛网

　　编辑：高雅

　　校对：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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