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曾经是资深烟民。2010年前后，他在常规体检中查出肺部有异常，花大半年时间戒了烟。2016年，他成为一名控烟劝导员

李华曾经是资深烟民。2010年前后，他在常规体检中查出肺部有异常，花大半年时间戒了烟。2016年，他成为一名控烟劝导员。

在担任控烟劝导员的五年时间里，李华常遇到躲在楼道里抽烟的年轻人，或是在餐厅里吸烟的顾客，除了上前尽力劝导，别无他法。“有人听劝，但也有人狡辩。”李华颇有些无奈。

2021年5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与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了《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3亿烟民，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至20%。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崔小波长期关注中国的控烟事业，他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过去近20年，中国的吸烟率仅下降1.5%。“要想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在戒烟和青少年控烟方面做出巨大努力。”

吸烟是一种群体行为

李华所在的北京朝阳控烟分队大约有80多名志愿者。每周，李华和队员都会利用业余时间到人群密集的商户、大厦进行控烟巡查。他发现，夏天炎热时和雨天，室内吸烟情况最常发生。吸烟者通常躲在楼道、卫生间等密闭场所，即使在贴有禁烟标识的地方，吸烟情况也常有发生。作为志愿劝导员，李华和队员只能劝导，而没有执法权，更不能处罚吸烟者或所在公司，劝烟效果寥寥。

近两年，李华发现抽电子烟的人普遍增多。电子烟体积小，易便携，一些吸烟者看到控烟劝导员出现，就辩称自己没有抽烟，或抽的只是电子烟。“我们很为难，因为控烟条例里没有写明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劝导没有依据。”李华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中国，电子烟的使用人群有1035万人，多数为年轻人。李华在协助处理室内吸烟投诉时发现，近两年，有关电子烟的投诉越来越多。《中国慈善家》梳理发现，有些品牌宣传电子烟危害小、甚至能够帮忙戒烟。然而，电子烟所产生的气体对周围环境影响大，其中加入的调味剂也会增加对吸烟者的健康危害。

北京朝阳控烟分队志愿者李华（左一）每周都会走上街头宣传控烟。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主任王辰表示，青少年使用电子烟之后，更容易使用卷烟。崔小波告诉《中国慈善家》，商家不负责任的宣传方式反而给烟民带来很大的伤害。“一些重视自身健康的烟民误认为电子烟危害低，转而使用电子烟，给控烟增加了新的难度。”

这一问题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在刚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第一次新增了“电子烟的健康危害”章节。

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至今已有18年时间。然而，吸烟人群数量仍居高不下。从2007年至今，中国人群吸烟率仅从28.1%下降至26.6%。在崔小波看来，吸烟是一种群体的行为，降低吸烟率同样需要群体的努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研究员肖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2014年，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开始支持全国各地开设戒烟门诊。但过程中发现，戒烟门诊就诊人数很少，几乎无人问津。一些控烟专家认为，吸烟成瘾者很难靠自身意志力戒烟，通常需要药物治疗。但很多吸烟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因此也不会寻求医生的帮助。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名录中早已明确了“烟草依赖疾病”。目前，戒烟相关药物并未纳入国家医保范围，烟草依赖疾病也没有进入门诊慢特病管理范围中。

崔小波指出，戒烟失败会不断打击戒烟者的信心，也就形成了“想戒烟的人很多，戒烟率却很低”的情况。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大环境的压力，戒烟率很难提高，控烟的目标难以完成。“无烟环境立法、提高烟草税、禁止烟草广告等因素都会促使戒烟者下决心戒烟，但目前这些措施都没能得到很好地实施。”崔小波告诉《中国慈善家》。

2015年北京控烟立法后，“禁止吸烟”标识成为室内餐饮场所的标配。图/受访者提供

投入少 税收高 立法难

世卫组织报告显示，每3个吸烟者中就有1个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控烟则是目前控制疾病的唯一有效途径。

2017年，崔小波曾提出“一人一元控烟”的说法。在他看来，国家需要加入对控烟的投入力度，现在的财政支持不充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测算，建议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投入每人每年10美分，这样可以达到较好的控烟效果。

目前，国家每年在中国控烟办公室的投入为150万元左右，离世卫组织的建议尚有很大差距。与之相对的是，2020年，中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总额达到12803亿元。“烟草对于民众健康的危害，在国家层面并未得到重视。”崔小波说。

据崔小波介绍，控烟及烟草病学是专门学科，但在学科发展上并未得到重视，只有少量控烟专家开展活动。少量的学科人才要面对3亿烟民的控烟需求，任务繁重。唯有加大控烟立法，才能形成一定约束。

控烟劝导员只有劝导、宣传之责，并无执法权力。摄影/本刊记者 吴可言

截至2021年，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二十余个城市实现了地方性的控烟立法。以北京为例，2015年颁布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要求在公共室内场所要实现100%全面禁烟。但是，在一线参与控烟的劝导员仅有劝导职责，不能执法。卫生部门虽有执法权，但力度低，通常也是针对商户或物业管理者进行处罚，对个人吸烟行为难以管控。

在多个城市的控烟规定中可以看出，禁烟主要针对公众场所，以劝导为主，处罚为辅。也有一些地方立法以鼓励作为手段推动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卫生法研究室执行主任解志勇认为，这是符合现代立法精神的。但他同时指出，地方立法有局限性，唯有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才更有强制执行力。

为何迟迟不见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解志勇告诉《中国慈善家》，是否推动立法主要在于主管控烟的卫生行政部门，目前来看他们的立法意愿不强烈。此外，烟草行业对立法的抵制也使得控烟立法难以推进。“近年来吸烟人数有所下降，有关部门会认为不立法也同样能达到效果。”